断 章

以赛亚·伯林曾说，“观念史有其惊喜与报偿，比如，当发现我们文化中某些常见价值远比想象的更为晚出之时。”袁伟时教授的《晚清大变局中的思潮与人物》却给人一个反面经验，即中国文化的某些进步发生得比我们想象的要早得多。

这自然也是史学带来的“惊喜与报偿”，但我更愿意将其视为一种的讽刺与警示。一来，我们对历史的认知——包括观点的和方法的——存在严重的扭曲。在或自觉或被引导地对历史悲剧感到愤懑、恚怒之余，我们或无意或有意地把那些真正宝贵的经验积累与思想遗产弃置了。二来，一百多年前的社会转型与现今的社会转型间存在跨时间的完美对接。很多命题、论点、场景甚至局势是如此的相似。这种奇异的联接残忍地提醒着我们，在冲破固有思想禁锢及建立现代社会制度方面，我们浪费了一个多世纪却无甚进步。

一

晚清变局是一座极其丰富的思想矿藏。“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带来的压力是毁灭性的，因而也是创造性的。各种闪光的智慧在这种极端的压迫感下产生，固有观念的破败反而激发出最深刻的灵感。这个过程是痛苦曲折的，在社会尺度上的成就却十分微渺。但它作为启蒙的开端，为这一进程的延续与发展做了最可贵的初次积累。

这里面的内容极其丰富。思潮与人物，人物引领思潮，思潮造就人物。林则徐、郭嵩焘不同层面的经世致用，魏源的“师夷长技”，洪仁玕的资本主义纲领，曾、李等洋务派的中体西用，康有为的孔教政治，王韬、冯桂芬、郑观应等早期民*主先驱的艰难探索……《晚》展示出了一幅幅清晰连续的历史画卷，卷中场景人物栩栩如生。在这些历史片断中，“人物”表现出的洞察力与思想维度是惊人的，他们遭遇的困难与苦楚也是难以想象的——有外界的恶劣环境，但更多的是内心的纠结矛盾痛苦。现代文明与传统价值的碰撞于读史者是宏观的抽象，于创造历史者是的精神的炼化与重铸。诸人心血结晶，虽然混杂着大量的杂质，但依然有着璀璨夺目的光芒。只是如今，全埋进了历史的废墟。

稍有血性的中国人，面对屈辱史都会迸出怒火。但谈及历史经验教训，却只能遵从几句肤浅苍白的教条——诸如“落后就要挨打”之类。这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够聪明。只是我们多年来被告知的历史知识与历史逻辑除了能激发出狭隘的情绪外完全无益于对历史进行严肃的观察与思考。我无意于强调统治阴谋，只是一来这矿藏里的事物本身对统治（无论是晚清的还是现在的）就极其危险，二来煽*动各种狭隘情绪向来是操纵民众以回避责任的利器，垄断史权的人，怎会不悉心引导读史的人。诚如奥威尔所言，谁掌握过去，谁就掌握未来；谁掌握现在，谁就掌握过去。

二

《晚》在谈论魏源的一章、太平天国的一章及洋务运动的三章中使用了对话体，设置了一位朋友作为论辩对手——“问得尖锐，答得爽快，与时贤所见略有不同。”事实上与“时贤”所见不同的只是回答方，这位“友”的疑点及论点几乎就是正统主流意见的代表。其实通观全书，作者几乎无时无刻不在与一些流传甚广的固有观点辩论。这些观点分别针对多个人物、事件，看似零碎，实则是某种一以贯之的价值观念的产物。

林郭二人的毁誉，源于二者对外态度及基于此的爱国主义取向。徐继畬被指妥协投降，全因排外与爱国间的含糊。作为传统宗法制政权的太平天国空口许了公有和平均，加之是农民造反，就被大加歌颂。传教士传播西学就是文化侵略。李鸿章签条约是汉奸。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虽然作者没有明说，但是并不难发现，这浮议俗见的价值取向，放在一百年前与放在当今均合用。这些牢固的、似是而非的成见，都是陈旧的思想禁锢的产物。而思想禁锢既是统治者愚弄民众的惯伎，又是社会转型期未开化的遗毒。

任公论李鸿章曰，“今中国俗论家，往往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吾以为此功罪两失其当者也。”力证剿灭天国算不得功勋。袁教授评李鸿章，力争镇压天国不是罪过。对手的论调相反，对手的思维却是完全一致，无非是不同时期的“俗论家”维护各自主子的立场。面上的料子不同，里面全是一般的腐物。

这些陈腐观念看似只是针对历史细节，因而无关紧要，实则是传承一种僵化的价值观，是一副沉重的镣铐，限制我们迈开哪怕极有限的步伐。一百年前的镣铐，现在依然戴着。至于镣铐颜色是白是红，取材于东于西，又有什么差别。

三

读《晚》最大的触动及悲哀，莫过于发现谈历史，亦是谈现在。借用最近某部流行电影的台词：彼时彼刻，正如此时此刻。

这不是简单的“以古论今”，而是跨越一个多世纪的时间，搭建起历史的逻辑桥梁——如今的社会转型，就是晚清变局的延续。无论经济上的成就多么耀眼，思想文化和社会组织上的困境与一百年前是相通且承接的。

这一百年间的进步与倒退，暂且不去说它。单只是晚清变局的这点成就，就几乎被销蚀掉。这不是我瞎说。思想文化讲究传承，有人不从民国宪*政启蒙做承接，非要到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那里认根，你能有什么办法。

其实作者深知这一点，恳切处形诸笔端： “中国好不容易才打开大门，所付代价之巨在世界史上绝无仅有。”“强者永远注视着未来。愿中国人永远以宽阔的胸怀去拥抱世界，愿打开了的国门永远不再关上！”“这个文化母体一直偏爱恭顺，压抑异调新声的本能又是如此强大，他们实在难以与之抗衡。那些不足无非是他们被过时的传统咬啮的印记。”“总之，晚清贪风的无法遏止，无非宣告专*制*政*权依靠自我监察力量不可能真正纠正自身的弊端。只有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建立强大的权力制约体系，才能净化政府机构。”……

《晚》并非是一本描述性的历史书，它的历史分析远重于事件叙述。约翰·西利曾说：“政治学若不以史学来开阔视野，便是粗俗的；史学若看不到它与实际政治的关系，便退化为纯粹的文学。”按照这一标准，《晚》是一部非常扎实的历史学专著。作者对历史有大格局的把握，对人物思潮折射出的社会文化现实有精辟独到的见解，自然志不在以曲笔发两句牢骚。

其实书的首尾两章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作者的核心观点。第一章“中国传统文化与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论述东方宗法专*制国家向现代社会转型过程格外艰辛的原因，总结为“公民自由生长点缺位”，“经济自由被剥夺”，“思想束缚”，“宗法专*制”四点，指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的艰难，主要原因是中国传统社会和传统文化自身的缺陷。”最后一章“清末新政与20世纪中国社会变革”进一步阐述了一个道理：文化与社会的转型比之政权的更替要艰难得多，且具有延续性，是不可跨越的。

袁教授认为，我们社会的现代化进程“最大的障碍一是被传统禁锢而激发的狭隘民族情绪”，“二是以西方的极端思潮抵制建立自由、民*主、法治的社会制度。”最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大陆当前的改革开放是清末新政的继续，那么多似曾相识的现象纷至沓来，所订法律的目录如出一辙，显示了历史任务无法逾越。”

明白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历史本是连续的，就更能理解官修史书的阶段划分法为何如此的生硬突兀了。

对中国人而言，中国近代史是几千年的灿烂辉煌中极其不堪的尾页。它是那么的惨烈，那么的屈辱，那么的不堪回首，如果能将其完全割弃恐怕是没有一丝值得惋惜。然而如果从更宽的空间视角、更长的历史尺度来看，西方文明的巨大进步引领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潮流，中国几千年的辉煌灿烂不可避免终有一破局。此一局的开端，便是晚清变局。这一变局延续百年，一百多年来的中国人无不在局中。变局或张或驰，或进或退，局中人或愚或贤，或寤或寐，则不一而足。身处转型新阶段之局中新人，回望一百多年前转型开端之思潮与人物，个中滋味，不可言喻。民族命运之多舛，前人探索之艰辛，读来令人怅然。

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

经济学科班出身的人大抵都有自由主义倾向。尤其在一个饱受政府之害的国家，自由主义精神更是必然会有极为广阔的市场。因此我相信，中国的经济学人在看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时大多和我一样，或多或少地会感到不舒服。不过就我而言，最主要的反感不是来自于作者的意识形态倾向（任何人都有自己的倾向，学者也不可能例外），而是来自于作者在政党认知上的狂热与偏执。作者深陷政党的现实斗争之中，失去了知识分子必不可少的独立性。这种态度或许对于一个媒体工作者来说无可厚非，然而对于一个有着极高声望的经济学家而言是不可原谅的。

这本书叙述了美国一个世纪以来的政治经济历史。叙述过程中有一条清晰的主线索——政党斗争。从长镀金年代（long gilded age）的共和党压倒性优势，到大压缩时期（great compression）的两党向中左靠拢，到保守主义复辟的共和党极右化，再到当前新新政（new new deal）的到来。《萧条经济学的回归》中的中立、理智、全面与严谨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不见踪影。全书的叙述方式与风格使得作者更像是一个民主党的选战智囊而不是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第一，对其敌人保守主义的界定含混不清。书中“保守派”有时指的是古典自由主义者（这一概念也不甚科学，姑且用之），有时指的是抱残守缺的守旧分子。这两种人的思想渊源和政策主张都大不相同，哈耶克曾在《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why i am not a conservative）有过精辟论述。克鲁格曼是否对此没有认识呢？答案看来是否定的。作者在叙述保守主义运动时能将弗里德曼、克里斯托、德索萨、麦卡锡、戈德华特等人划分出清晰的层次，这说明作者非常清楚，他的那些共用一个名目的敌人其实分属不同的阵营。

但作者仍然坚持用这一个概念同时指代不同阵营的人而不加以区分。这使得作者用于某一群人的指责往往对另一群人是不适用的，但他们都是被指责的对象。作者却不关心这一点，因为这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是自由派的敌人，都是新政的敌人，因此他们都是坏人，都是应该受到指责的。在这里，“保守派”成了一个政治概念而不是一个学术概念，适用于意识形态争斗时的相互攻击，却不适合作为学者的考察对象。作者的这种态度可以归结为我们中国人熟知的一个口号：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顺便提一句，即便知道“自由主义”一词在美国的特殊经历，看到左派自称liberal还是会感到难以言喻的不适应。当然这是我自己的问题。

第二，将历史脸谱化为正邪大战。作者的情绪之激烈超乎想象。我始终无法理解作者的这种视角，即民主党是代表一个进步立场，而共和党却试图破坏它；如果共和党有某个时期是值得支持的，是因为这个时期他们也认同了民主党的理念。将某个政党作为某种抽象理论的化身，这种认识是否太过幼稚了呢？共和党人是一帮恶棍，他们宣扬腐朽观念构建意识形态基础，利用种族主义情绪争取群众，向工业资本谄媚以获取巨额资金支持。民主党人是一帮圣人，他们竭尽心力推动种族平等、政治平等与经济平等，在各种弱势条件下与其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

作者花费大量篇幅叙述两党的总统竞选与国会议席多寡，以及作为背景影响结果的政治人物与事件，比如种族主义状况、街头运动、政治演说等等，无不琐碎、现实而具体。为什么一个旨在通过历史论证其政策主张的人会大费周章地叙述几十年甚至一百年前的总统和议会选举呢？原因是他相信一个政党的成员在一百年前就是或正在培养恶棍，另一个政党的成员在一百年前就是或正在培养圣人。这符合我们中国古代演义小说的脸谱精神。

第三，在很多关键问题上有剪裁历史的重大嫌疑。新政对于作者而言不仅仅只是一段历史，而是一种神圣的信仰：新政时期的辉煌成就是无可置疑的，美国现代经济的所有成就都来自于新政，之后的人们只是破坏了它而没有做出新的贡献。新政除了带来难能可贵的平等，同时丝毫没有损伤经济的活力。所有认为新政损害了经济效率的人都是执著于经济学教条的书呆子。之后的“保守主义”（姑且沿用）政策只是重新造就了不平等和产生繁荣假象的经济泡沫。

新政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影响不只是一两个人的政治宣传，有丰富的研究文献对相关问题做过研究。但作者仅仅以冷嘲热讽的笔调戳破了里根（及其走狗布坎南 - -！）的“政治谎言”，认为所谓新政的负面影响只是其反对者的臆想，完全无视学术界的研究成果，其霸道粗鲁令人震惊。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滞胀问题及里根经济学的成就被其一笔抹杀。他还认为弗里德曼在消费行为、货币因素和通货膨胀等理论经济学领域的贡献是令人尊敬的，但其对新政的攻击却是学究气十足的迂腐。这基本就是为了观点罔顾事实了。

我认为克鲁格曼最经典著作当属《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在这本书中，克鲁格曼对于亚洲金融危机的相关讨论提出过忠告。他认为，有四方面的思想误导是值得注意的：

 1.“马后炮式”的误导。发生危机是之前错误的报应，它们命该如此。

 2.“亚洲的危机”的误导。亚洲危机是独特的亚洲体制失败的结果，不会在其他经济体制下发生。

 3.将整个事件赋予道德含义。“裙带资本主义”是危机的罪魁祸首。

 4.将其过于神圣化。认为这种大事必须用郑重其事的严肃词语来描述。

这是一段关于方法论的精辟总结。以此比照其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表现出的态度，不禁令人哑然。

对于美国历史的事实部分，由于知识障碍、文化隔阂以及水平差异等诸方面的因素，我这种大洋对岸的毛头小子自然不敢挑战美国的经济学大师。然而克鲁格曼用这种政治宣传的方式，一边倒地为某一个政党（而不只是某种政治理念）摇旗呐喊，实在是让我感到失望与反感。或许是我对于学者的独立性有太多不切实际的幻想。

本书的最后一节“关于党派忠诚”鲜明地提出，进步运动需要民主党取得政治上的绝对优势，包括民主党人总统和国会多数。并且对于反对者要让他们“付出政治代价”并且“欢迎他们的仇恨”。结尾部分更是令我瞠目结舌：“做一个积极的自由主义者，就意味着做一个进步人士，而做一个进步人士，就意味着要具备党派忠诚。”

在这里，克鲁格曼将自己的革命家气质展示得淋漓尽致，其知识分子的理性精神却荡然无存。

[美]保罗·克鲁格曼，《美国怎么了——一个自由主义者的良知》，中信出版社，2008

Paul Krugman, THE CONSCIENCE OF A LIBERAL, 2007

玉枝粉蔷薇，瑞彩熠中宸

明艳冠芳华，妖娆媚众生

无情风霜过，枝伤绯颜损

葳蕤千般好，零落无人问

翡翠堪培育，红粉待温存

芸芸皆过客，谁是惜花人

春风吹几度，纤枝初长成

一朝抽新苞，风流蕴精魂

殷勤常护蕾，心血细凝神

繁华三千朵，独爱此一身

甘苦寸心知，得失君莫问

但为花开日，绝色复倾城

    多年不碰诗词之类的东西。涉足经济学后更是执着于理性、逻辑这些科学理念，对文艺敬而远之。前一阵为博美人一笑，终日搜肠刮肚，但求索得一二良句，终不可得。及至爱意日深，无心却成蕴蔼。某天凌晨半睡半醒之间想到了些句子，清醒后整理了一下凑了这么一篇。不算什么好文章，却是我的一片真心。至于真心换什么结果，甘苦寸心知，得失君莫问。

据说本命年会比较倒霉。俺本来都做好了倒霉的心理准备，只是没想到刚开年便暴现血光。

泪奔……

左手中指被门夹了，血当场喷涌。去医院拍片，还好没骨折，只是指甲盖已经大部分松脱，里面淤血堆积。医生说，拔了吧，淤血太多，不引流只怕吸收不了会感染。

太可怕了，吓哭了。

医生说没事，半个月就长好了。

于是就决定拔掉。打麻药的时候，针扎到指头里，痛得疯掉了，哇哇哇的叫。医生用针戳戳我说还疼吗？明显的还很疼。一共四针后才算是麻了。麻药生效后，整个手指肿得像个胡萝卜。这时进来个护士，说刚才这里谁叫的那么销魂？^&*^%#@%—@$%^(#·￥…*#^%~@

医生说我要开始拔了，你什么都不要动，就看着就好了。我大义凛然地说我还是别看了，您快点儿。医生说也是，要是血喷我一身吓着你不好。^&*^%#@%—@$%^(#·￥…*#^%~@

忍不住看看。医生用钳子一拔，指甲就下来了。指头肉乎乎的血流不止。把淤血清理了。医生说一会儿我把你指头上穿几个洞，把指甲再给你缝上。^&*^%#@%—@$%^(#·￥…*#^%~@

医生用怎么看都是缝衣服的线给我缝上指甲。血泡泡不停地从针眼冒出来。想来江姐也不过如此嘛！豪气顿生。

包扎好了。血渗出纱布。医生说三天一换药，半个月就好了。

只是我将在今后的半个月里保持中指竖起的姿势。F***

前两天篮球小团体聚餐，我沾昭哥的光列席参加。男生聚在一起难免谈到国计民生，之后便有人批判政·治·体·制，之后便有人站出来辩护当下的合理性，之后毫无意外地沦为无意义的口水仗。

聚餐论战所涉及问题的层次与深度令人震惊地肤浅。我参与的不多（我只是个蹭饭的 - -!!!）。但我用心记下了一些关键的论断与逻辑，今天稍微整理一下。难以想象，这样一些明显参杂着伪信息和混乱逻辑的论题，居然是所谓国内人文社科最高学府的研究生们争论的焦点。

1.你是中国人，却总觉得别人的政·治·体·制好？作为有自尊的中国人应该对我们的制度有信心。

2.美国有美国的环境，中国有中国的文化。自由民主是美国产物，不适合中国。

3.你了解的美国未必是真的美国，只是你想象中的美国。因此：

a)美国也控制言论，管制媒体

b)美国也没有人权，FBI会对付反对政府的人

c)美国也信息封锁，只输出符合政府利益的信息

4.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压迫，中国人本应过得很幸福

5.人活在一个社会中，必然受社会的约束。所以自由是有限度的，只有相对程度而已。这程度，就由各国国情而定。

6.我生活在这套体制下，我就接受这套体制。

7.一旦放开管制中国就会陷入混乱。

8.政治体制很难改变，空谈这些毫无意义，不如做一些实际的事，多关心关心社会底层的人。

不难发现，主要内容基本都是国内保守派的常见观点与核心论点。基本上这些论题都没有厘清要讨论的核心价值是什么，而是围绕着一堆伪命题偷换概念、混淆逻辑。不想在这里做公民知识普及（目前的水平也办不到），姑且把我的态度列个提纲：

1.民主与专·制、自由与威·权，不是基于东西方文化区别的不同选择，更不是中美的差异结果，而是现代政治理念与落后政治思维的区分。基本证据：

a)西方也曾经历过中世纪，东方也出现了现代政体

b)专·制·威·权·政·体并不是人们选择的。这种政体的特征之一就是人民没有政治选择的权利

c)现在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东方文化八杆子打不着边

d)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最大破坏者正是现在的掌权者。中国文化的真正传承在台湾，台湾政体是现代政体

2.文化的差异性（或按某些派别所谓的主体性）体现在政治观念的实践模式上，进步的理念是普适的。没有理由西方人天生就要做公民，东亚人天生就是顺民

3.一个伟大的思想产生后，就是全人类的财富。严格来说自由民主理念均非诞生于美国。美国的意义在于其立国始便坚持这样的理念，发展到现在，其在这些政治理想上的成就最为耀眼

4.美国远不是天堂，但否认西方公共权力的基本框架基本是臆测+无知，是毫无理性的顽固

5.受约束的公共权力与不受约束的公共权力，有限政府与无限政府之前的差异，不是量的问题

6.变革是有代价的，高压却同样是有成本的，这成本不明显，却极其高昂，远远超出变革的代价。而高压的成本主要是社会“最底层”的人承担了

有一次谈论经济问题的社会文化环境时，导师认为如今的政治现实是板结的，但80后的意识已明显活跃开化的多。作为一个80后，在这个问题上我更赞成许知远的观点：经过二十年的宣传强化与更为精密严苛的政治训练，80后在更主动地接受现代文明成果的同时，在政治观念上走向新的封闭状态。结果导师对老同学的观点嗤之以鼻。而就我个人的经验，80后出生的人（我们这一辈）相比80年代的大学生（导师那一辈）而言，对现代政治文明的认知显得贫乏的多。这次的讨论亦是一证。可以想见，这样的争论并非孤例，相反正是目前国内年轻人政治观念争论的主要内容。

中国政治文明的进步是艰难而充满挑战的进程，需要非常充分的讨论形成良好的社会基础。即将成为中国社会中坚力量的80后，对世界、对社会的基本认知也已经大致成型。而如今真正值得研究的命题不放开讨论，不允许讨论，相反国内充斥着这些似是而非的论调，低层次无意义的口水仗，实在是令人迷惘而沮丧。

年底的时候特别忙，就一直没管博客。昨天上大巴，发现以前写的两篇书评被删了。

我自认为还算是一个立场相对温和的批评者，虽说我骨子里对于censorship有一种无以言喻的仇视。这种原始而粗鲁的野蛮是对一个现代公民独立人格的莫大侮辱。

被删的是关于哈维尔的两篇书评，很久前写的。我自己查了查底稿，基本是笔记体书评，只是抽象地讨论哈维尔的后·极·权·社·会的权·力·构·成、意·识·形·态、社会特征、无权者生态以及公民社会的演进路径。没有涉及中·国·当·局。不过威·权·体·系自然有动力扼杀一切与其统·治·需·要背道而驰的观念。

之前选择Blogbus纯粹是因为它的时尚度。然而blogbus执行的口径实在太严苛。自由表达的权利被无端剥夺，于是想换个博客试试。昨天去各大博客看了看。基本上大家都在积极构建和·谐·社·会。自由度相对比较高的几家，要么庸俗杂芜（我不喜欢缺乏理性思考的口号与谩骂），要么门槛过高失去了普通人的表达乐趣（专家博客为主），要么技术支持很不到位（以某些BBS办的空间为代表），还有就是其它的博客在时尚感上明显落后Blogbus好几个档次。

现代公民社会的构建，严肃的讨论与思考必不可少，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更是难得而宝贵的，需要保护与支持。而如今为了维护这种扭曲的平衡局面，当·局牺牲掉了农民的发·展·权，居民的物权，批评者的人·身·自·由，知识分子的学术自由，甚至全体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自然不吝惜青年人的社会责任感。权·力面前，所谓的正直、道义、良知，都无聊无用且幼稚可笑。

既如此，做一个不关注社会的文艺青年，谈论文学、电影、艺术、哲学；做个技术流派的经济学人，整理统计数据，建数理模型；做个无病呻吟的小资，喝咖啡，看话剧，建设和·谐，只谈风月。

上学时起英文名，老师都有意让英文名暗合中文名（或其部分）的发音。使用固有的英文人名自然比生造一个怪异的单词更显地道——起英文名的本意就是用异国语言完成第一步的身份表达。前两天看到网上一帖子，就是以这个原则给中国历史人物起英文名。对很多人用到了字、号、别称等，其中不乏神作，读来饶有趣味。转过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孔子，名仲尼——Johnny；

曹操，字孟德——McDonald；

杜甫，字子美——Jimmy；

韩愈，号昌黎——Charlie；

狄仁杰——Roger；

苏轼——Susan；

王安石，字介甫——Jeff；

唐寅——Tony；

李世民 —— Simon；

李白字太白 —— T-bag

桀: JACK；

汤: TOM；

纣: JILL；

刘邦: LOUIS BOND；

汉武帝: WOODY；

孟子，名轲，英文名：Micheal，希腊名：孟修斯；

李煜—Levis；

蒋中正，字介石——Jason；

韩乔生——Johnson；

周润发发哥——Fuck

最常见的人生感慨应该莫过于“时间过得真快”吧。恍惚间刚刚对离家千里的独立生活摸出点门道，大学就毕业了；才刚刚在专业上积累了一点微不足道的内容，研究生就快毕业了。一时还没回过神，来北京已经六七年了。眼瞅就要告别学生时代，作为一个真正独立的成年人跨入社会了，我却似乎觉得自己还远未准备好。

暑假时的飞来横祸应该是我经历过的最恐怖的灾难，哪怕少年时家道破败给我的冲击也不如这一次来的严重。那时有家人保护，如今这苦楚是如此地令人难于启齿，以至于我除了默默承受之外没有更好的办法。事情过去一个多月了，感觉也已渐渐变得模糊。但是偶尔回想起那些漫长的夜晚，那种孤独与恐惧仍然会让我不寒而栗。

其实如果不出那次意外，那段时间本可大有作为的，利用好的话也许不仅论文的框架已完成，而且奥地利学派的经典文献都已经阅读整理完全了。现在正碰到找工作的黄金时期，各种事情搅在一起，这种捉襟见肘的尴尬想必很多人都体验过。

这些天就是在不抱希望地网申投简历。现在开始招聘的主要还是外资机构。英语好久不用早已荒废掉了，网申的时候总是力不从心。想来即便人品爆发过了简历关，一进面试我也只有被人笑话的份吧。再者专业上似乎还是很欠缺。这两年做的研究项目主要还是在商业银行领域，如今试图往资本市场挤，无非是看中了那边的高回报。但是真跟做结构、做投资、做证券的商科学生竞争，还真是感觉自己修为不够。

可笑一开始在CICC上还犹豫了好久是投associate还是投analyst，毕竟明面上的条件都满足。后来到论坛上看了看才发现别说associate了，analyst我都未必能过。前些天有人跟我说IBD听起来风光，但工作真的太辛苦而且实际上技术含量并不算高。老师也说没牛人带的话不要轻易进券商。姑且把这个当作心理安慰吧。唉，这葡萄真是酸！

昨天读到周其仁教授的一片小文章，写给一本励志小册子的，其中有一段令我感触颇深：

 “家贫万事哀”的日子很可怕，而更可怕的是机会的匮乏。富裕人家孩子随手可得之物，对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却几乎永远不可企及。不过老天也有公道的一面：机会来的容易的，不那么懂得珍惜；机会很少的，与命运拼搏、奋斗的意志和毅力往往强大。

说来我也算是经历过“家贫万事哀”的日子，但一些比较基本的机会却并没有费很大力气就争取来了。算起来研究生这几年，我反而是一个没有好好珍惜机会的人。课题经费来得太容易，也就随意挥霍掉了，也没有好好利用起来为长远做点打算；实习机会来得太容易，也就懒散地混过去了，无论技术上还是人际上都没能进一步积累起资源。如今困窘时的懊丧，又岂是言语得以形容得了的？只愿东隅虽逝，桑榆非晚吧。

辑录下辩护律师Alan Burnside在最高法院的陈述。

In 1972 in Branzburg v. Hayes this Court ruled against the right of reporters to withhold the names of their sources before a grand jury, and it gave the power to the Government to imprison those reporters who did. It was a 5-4 decision, close. In his descent in Branzburg, Justice Stewart said, “As the years pass, power of Government becomes more and more pervasive. Those in power,” he said, “whatever their politics, want only to perpetuate it, and the people are the victims.” Well, the years have passed, and that power is pervasive. Mrs. Armstrong could have buckled to the demands of the Government-she could've abandoned her promise of confidentiality. She could've simply gone home to her family. But to do so, would mean that no source would ever speak to her again, and no source would ever speak to her newspaper again. And then tomorrow when we lock up journalists from other newspapers we'll make those publications irrelevant as well, and thus we'll make the First Amendment irrelevant. And then how will we know if a President has covered up crimes or if an army officer has condoned torture? We as a nation will no longer be able to hold those in power accountable to those whom they have power over-and what then is the nature of Government when it has no fear of accountability? We should shutter at the thought. Imprisoning journalists-that's for other countries, that's for countries who fear their citizens, not countries that cherish and protect them. Some time ago, I began to feel the personal human pressure on Rachel Armstrong, and I told her that I was there to represent her and not her principle. And it was not until I met her that I realized that with great people there's no difference between principle and the person.

全球金融危机的阴云丝毫没有即将散去的迹象，对经济复苏的宣传与讨论却如火如荼地进行开来。整体而言，欧美的复苏言论是当局为恢复市场信心而动用的预期干预手段，而中国的复苏论调则是在波谲云诡的全球经济环境下对经济前景不切实际的幻想。

世界经济复苏和中国经济复苏是不对等的两个问题。前者更为模糊，复杂，难以预测。这里主要讨论中国的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将提前复苏”是一个被反复宣传、论证、强化进而放大的舆论噱头。讨论复苏这个话题，必然需要对中国经济现状有一个清醒的整体认识。不需要多么高深的经济理论或多深刻的观察经验，只要厘清几个最基本的事实就足以证明“强劲复苏”是一个幻觉。

首先，中国过去十年的繁荣依靠的是什么。这个问题在经济学界是尽人皆知的常识，此刻却被莫名其妙地忽视了。繁荣的基础无非是高储蓄、高投资、净出口。2000年后中国的储蓄率一直维持在50%左右的高位，居世界之首。高储蓄在政府主导下形成高投资。国内居民是只储蓄不消费的，居民消费仅占中国经济活动总量的35％左右（在一个福利如此脆弱的社会，生老病死的开销都靠家庭内部积累消化，存折里不是饱饱的你敢消费什么）。51%的高储蓄率化身为43％的高投资率，出口就成了过剩产能的唯一出路。因此，中国经济近十年来每年超过10%高增长，依靠的是旺盛的外部需求。除了规模上的悬殊，中国的成功故事与其它新兴市场大抵相同。由此在过去的十年中，中美两国一储蓄一消费，形成世界经济双引擎的G2格局。如今盛宴不再，“新经济”的神话也该停止了。

第二，外部环境能否在短期内明显改善。毫不夸张地说，等待美国需求快速恢复并不比烧个香拜拜菩萨更有指望。美国经济将在底部持续徘徊，克鲁格曼所预言的又一个“失去的十年”并非危言耸听。资产型经济中的债务收缩引发的是漫长的衰退，其修复过程缓慢而痛苦。美国的情形完全契合费雪的“债务紧缩理论”。从2000年到2007年，美国家庭的资产价值增加了大约27万亿美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从2007年中的次贷危机开始到2008年末的经济危机中，美国家庭的资产净值减少了大约13万亿美元。随之而来的即所谓“去杠杆化”。自2008年7月开始，美国的消费倾向下降，储蓄率由负转为正，连续9个月上升，4月上升到5%的近10年的高位。可以预计的是，这一过程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储蓄率只有在10%的水平上维持两三年，家庭负债才能有实质性的改善。指望美国人再度负债消费则更不知是何年何月了。

第三，外需不足时内需能否立即填补上来。从总量上说是小菜一碟。政府把几万亿往“铁公机”里一扔就是内需，就是GDP。从结构来看这一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中国多年的重商主义政策（有人说是凯恩斯主义，其实是最朴素的古董型重商主义）形成了其广受诟病的利益分配格局——世所罕见的豪富政府和收入尴尬的普通居民。多年来政府弃社会福利保障体系于不顾，拿着纳税人的钱做投资。居民只有拼命攒钱不消费。内需不足靠外需，结果政府和企业愈发富有，家庭部门受益甚微。如今外部需求萎缩，其实是调整利益分配格局的大好时机。最好的结果是借助这段时间转换政府职能定位，培育社会资本发展，调养数年治了这沉疴痼疾。可惜政府延续97年扩内需的投资思路，把希望放在了外部复苏上。国内严重的失业问题在经济结构得到明显改善之前不会有实质性的好转。这种条件下消费需求怎么可能起得来。本来经济衰退期，社会要承受产能清洗的重负，如今政府又投资形成新的产能，不知指望把这些最终产品卖给谁。

一个外贸依存度高达70%的经济体，自身在科技实力、资源环境、政治结构、法治状况、货币地位、金融体系、居民财富、企业质量诸方面毫无优势可言，居然在全球经济哀鸿遍野之时妄言引领世界经济复苏。外部环境越来越不能指望，内部治理更非一日之功（更何况政府压根儿没往这搭那根弦）。如今美国对中国甚是亲密。是因为中国将成为新世界的领导么？当然不是，美国是指望靠中国来解决自身的债务问题：联储“数量宽松型”政策放出的上万亿美元的国债，总得有人买单吧？美国要继续利用其美元优势，从外部寻找支持复苏的力量，中国和日本自然是首选。中国当局既然把希望放在外需上，即便不情愿也只有忍痛去继续买他的债。有人看不明白，飘飘然以为中国是世界的救世主。当然，文学一点看，这种牺牲（甭管愿不愿意吧）也可以理解为英雄行径，虽然大家有时也管这个叫炮灰。

一

有一件事是必须明确的：虽然我们往往以政治事件作为时代划分的标志，但是事实上时代精神的变化早在政治事件之前就发生了。复杂深刻的运动在更为广阔的社会领域发展酝酿，最终在政治这一最耀眼的舞台上演。之前的积累过程是缓慢的，不起眼的，藏匿在繁杂琐碎的社会生活表象之下。你很难把握它的真实动向。然而，当积聚的变化激发出政治层面的结果时，似乎一切都清楚了——然后人们往往将结果看作理所当然，不经意间把真正重要的线索遗弃在历史的迷雾里。

后极权制度下政治权贵宣传反攻“不同政见者”时最常见的武器，就是将“不同政见者”的动机解释为各种政治权力或物质利益上的功利。这是我们并不陌生的论调，虽然荒诞不经，却有广泛的听众：反对派是一群不得势的知识分子，对权力的觊觎及现实中的失意使他们妒火中烧，对掌权者进行恶意的攻击；反对派是一群妄图推翻现政权而获得执政地位的野心家，获取权力是他们道德高论下不可告人的最终目的；反对派是外部敌对势力的卧底，是外国反动势力的帮凶走狗，得了外国人的好处而卖国求荣……诸如此类。

事实上在后极权主义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类似于执政党般组织严密、目的明确、有统一的政治纲领和严苛的行为纪律的“不同政见者”同盟。哈维尔将后极权制度的根本冲突解释为生活的真实目标与意识形态的自动性之间的冲突。沿着这条思路，“不同政见者”的基本精神就相当清晰了：他们是一群不再愿意生活在谎言表象世界中的人，他们试图“在真实中生活”（living in truth）。“一个‘不同政见者’不过是一个物理学家，一个社会学家，一个工人，一个诗人……这个冲突并不是他们有意引起的，而是他们的思想、言行和工作的内在逻辑所导致的。”而这种生活逻辑与外在环境往往是冲突的。因为在“后极权制度赖以生存的那个复杂的管理体制面前”，一切“在真实中生活的企图”都会构成严重的威胁。真实与虚假的冲突，生活目的与制度规定的冲突，无论是否发生在政治领域，都会变成“典型的政治行为”。

二

直接的政治对抗是激烈的，或者说惨烈的（考虑到当局对这些活动不遗余力的残酷迫害）。然而其功效却往往极其微渺。这样的活动能延续一种政治精神，使其在“恰当的时期”彰显出来并发挥功能，却并不能达至活动本身期望达到的目的，即政治现实中立竿见影的进步（哪怕是极其微小的）。原因即在于酝酿政治变化的运动过程发生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层面。政治层面之外的生活才是政治进步“富有活力的有机土壤”。

哈维尔一再强调这一论点：“后极权社会内那些日后逐渐演变为政治运动的活动背景，通常并不是由公开的政治事件和公开的政治观点与力量的冲突所组成的。这些运动大部分是来自其他政治之前的更广泛的领域。”这一认识看似简单，其实极其深刻。在一个社会力量受到野蛮压制、人民丧失政治志趣及洞察力的国家，指望政治上的“良治”拯生民于水火是极不现实的。世界上怎么会存在不需要社会基础，只要嫁接成功就能开花结果的万能制度呢？

每一次政治冲突都会为社会积累下宝贵的遗产——无论是留下深刻印记的还是迅速被遗忘的。但是我们真正的希望却在我们难以注意到的“隐蔽角落”。哈维尔提出的“反对派”精神简洁明晰，即“在真实中生活”。这样一种简单的理念，是对看似铁板一块的意识形态最彻底的反抗。

三

虽然我们将一个更合理的社会组织形式作为政治理想，但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忽略作为社会单位的个体，那不过是用一种新的暴政取代了旧有的暴政。社会进步的价值最终体现在人身上——不仅是作为群体的人，还有（或者说更重要的是）作为个体的人。马克思提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但他构筑的制度理想却无法承载这个伟大的价值理想。

在哈维尔阐述的“在真实中生活”四个不同层次的意义中，列在第一位的是“存在方面的意义”，即“让人性复归”。对于一个在极权制度中遭受伤害的人来说，拒绝服从“现制度强加的一些要求”的首要价值，是“挺直了一下腰杆，更为尊严地活下去”。比如拒绝参加虚伪的选举，放弃盲从开始独立思考，表达自己的真实观点，等等。当这种初级的反抗形式转化为“更有意识、有组织、有目的的工作”，就会出现“社会的独立精神生活与社会、政治生活”。这种独立生活开始自行产生自己的结构，哈维尔称之为“平行政体”（这与经典政治学、经济学中的self-organize精神是一致的）。平行政体并非产生于“先验的理论观念”，而是产生于“生活的真实需要”。它必须是自组织的，符合生活的真实目标的。这一切结果源自相同的基本出发点。由此相应行为就超过了自身的意义，而具备了“认识上的意义（揭示真相）”，“道德上的意义（为别人树立榜样）”，直到这一切冲击谎言世界的根本，从而具备了“一个十分确定的政治意义”。

对于“不同政见者”改变社会的现实途径，哈维尔也作了诸多设想。我对捷克80年代末所发生的政治变动的历史细节不甚了然，因而也无从得知哈维尔的设想在现实中有多少应验。然而这并非是我志趣所在。更令我触动的事情，是这一运动过程一始一终的意义。始于个人尊严，终于社会进步。

任何一个拥有独立意志却不幸生活在极权制度下的人，都能体会到个体尊严之可贵。每一次被迫作出顺从的政治表态，每一次不得已进行宣誓效忠，每一次压制自己的想法，每一次畏于强力抹煞良心扭曲自己的态度，这些构成极权社会日常生活的所有行为，都是对个人尊严最残忍的践踏。要维护自己的尊严，首先要拯救自己的良知。“独立生活最重要的中心是高度的内在的解放。”在严酷环境的重压下解救出自己，解救出被扭曲的、被侮辱的、被践踏的、被伤害的“我”，即是社会正义的开端，亦是其结局。

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社会中，我们能很清晰地发现“社会独立生活”这一抽象理念的投影：进行独立研究、讨论的知识分子，坚持自身艺术价值观的导演、画家、音乐家，维护、捍卫弱势群体利益的人，揭露被虚假掩盖着的社会现实的记者，出版传播异于官方论调著作的出版商，批评政府弊政的观察家……这些人中的每一位，所作的努力都只是进步进程狭窄的一个方面，一个片断；而这些人中的每一位，所实践的却是社会正义精神的全部：捍卫生活的真实目标。

四

1990年新年，哈维尔作为捷克斯洛伐克总统，发表他上任来的首次演说。当他宣布这个国家成功摆脱了极权主义制度后，他接着说道：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为今天的自由付出代价。许多人于50年代死于狱中，不少人遭枪决；上千上百的人们的生活遭到破坏，大量有才华的人被迫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献身于民族荣誉的人，那些反抗极权主义的统治惨遭迫害的人，那些仅仅想保持自己本来面貌和自由地思想却蒙受不幸的人们，我们应当记取他们，记取他们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今天的自由所付出的代价。”

在我们之前，那些令人尊敬的先驱，已经为我们做了几代人的积累。许多年以后，在将来某个未知时刻，在人性被从意识形态下解放出来的时刻，在生活的真实目标从潜藏层面调到前台的时刻，我们这一代“无权者”，是否能以这样令人骄傲的高尚姿态被人提起呢？

一

正如长着驴耳朵的弥达斯不懂阿波罗七弦琴的格调，对我这个半文艺盲而言，捷克的魅力并非在于安东·德沃夏克或是弗兰茨·卡夫卡。最令我着迷的捷克智者是两个政见不甚相容的人：米兰·昆德拉与瓦茨拉夫·哈维尔。只不过据说潘的牧笛虽然动人却不及阿波罗的琴神圣庄重，而对人类文明的贡献昆德拉与哈维尔却未必逊于德沃夏克或卡夫卡。

面对国内的政局昆德拉与哈维尔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前者出走海外，后者持续公民运动。“天鹅绒革命”后，哈维尔当选为捷克总统，立下了一个可敬而可贵的榜样。他原本是荒诞剧作家，其政治学论文亦深沉严谨，笔锋犀利。《无权者的权利》为其杰出的代表作。

《无权者的权力》并非一篇旨在揭露极权主义社会权力真相的政治论文，其主角是作为极权制度“反叛幽灵”的“不同政见者”（当然，作者更愿意称他们为“无权者”）。虽然如此，哈维尔对后极权社会权力运作的分析，依然体现出其敏锐的洞察力与强劲的穿透力，同时张扬出及其鲜活的个性。它是深邃精妙的，它也是具体生动的。不同于经济学人分析政治问题时无可避免的制度倾向，哈维尔对极权政治的分析，根植于对人的深刻洞见。

二

就人的一般认识过程及思维习惯而言，首先促使我们对极权主义制度进行反思的刺激因素，是政治结构底层的平民受到的奴役与压迫。而且奴役与压迫最先受到关注的必然是其经济层面而非更具一般意义的权利层面，对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下的社会实践的观察结果概无例外。美国的情形比较特别。在这个公民意识得到良好普及与运用的国家，即便是经济问题也常常以个人权利的形式被提出与讨论。然而迄今为止美国从未处于真正的极权主义统治之下，即便是意识形态恐怖时期的“麦卡锡主义”也并未摧毁这个国家自建立之初便得到良好执行与维持的基本权力框架。

在真正不幸遭受过（即正在承受）极权主义的伤害的社会里，成气候的反思一般始于对最下层人民物质际遇的同情。这种朴素的人道主义情怀是真实的，具体的，因而同时往往是原始、初级的。与这种情绪相伴生的，是对官僚的道德仇视。他们贪婪，虚伪，霸道，凶残，以高高在上的姿态凌辱一般民众（如果是在中国语境下，也许要加一条无可饶恕的罪状：对明君圣主肆无忌惮的欺骗。虽然极权主义的社会表现大多相似，极少具有文化特征，但似乎对最高权力的无端信任为中国所独有）。

所有这些道德判断都丝毫未触及这个社会权力运作的本质。这群道德败坏的伪君子，腐化堕落的寄生虫，何以一直盘踞在统治地位上？而经过了几代人的轮换，何以当权者永远是相似的嘴脸？是只有道德败坏者才能当政？抑或是当政后必然染上道德疾病？这些问题难以回答，只因这样的问题本身是没有价值的。它专注于冰山海面上的可怖形态，却无法探视浊浪下远为庞大得多的水体。只有深刻理解这个社会的权力形态，才能透过似是而非的观念迷雾找出真正的观念所在。

哈维尔在这方面是一位杰出的智者。根据他的政治理念，后极权社会的根本冲突，并非权贵与平民的冲突，而是极权制度目标和人类生存目的之间的冲突。这个社会的本质并非当权者对平民的奴役，而是意识形态对所有人的奴役。哈维尔的这一论断，体现的是更高层次的人文关怀。它基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作为自然人的权贵，与普通民众一样，是有血有肉有七情六欲的人，并非天生带着原罪来到这世上的魔鬼。在极权制度下，作为主宰的只有意识形态，所有人都是被侮辱者。我不得不承认，我原先对于制度理性的推崇，对工具安排的赞赏，远远没有达到哈维尔在探索人类社会存在本质时所达到的高度。

不过必须强调一点。权贵受到的意识形态伤害与平民受到的权贵的伤害并非在同一个层面。我们不能据此抹杀普通民众所持续遭受的深重苦难，以及轻易谅解权力所犯下的诸般罪恶。

三

在哈维克看来，后极权制度的内倾性与自动性“强迫将生命纳入其可能性和圭皋”。它在表面上表现为权贵强烈的权力欲望，而这一制度实际的内在目标是要求“服从、统一和纪律”。因此，无论是权贵还是平民，在这部“大机器”里面只是无足轻重的“部件”与“能源”。即便是权贵，看似可以操纵游戏规则的权贵，也并不能超越它本身被设定的角色，因为“个人的权力欲只有在于整个制度自动性的方向一致时，才能够允许实现”。而真正使得这套制度得以运行的约束法则，是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个用来代替真实世界的表象世界”。而整个权力结构却必须依靠这种“形而上”的秩序来维系自身，否则便会分崩离析。那么，意识形态维系权力金字塔的实体表现是什么？在这里，哈维尔用的一个词，近乎神来之笔：“祭祀仪式”。

还记得奥勃良的经典台词么——我们是权力的祭司。

权贵是一群没有独立意志的个体，他们由仪式获得权力，同时在仪式中放弃自己的个性。他们千人一面，神情麻木，言谈空洞，循规蹈矩。他们是意识形态的“盲目执行者”，形同木偶，难以区分。当你成为一个优秀的祭司，你就对社会的其他个体拥有了可怕的控制力。但是，这种力量只可能应用于制度下的其他个人，却无法用来对付赋予力量的制度本身。试图实现不同于意识形态的个人意志的当权者迟早会被体制“当作异体排除出去”。极权主义政治史上“异体”样本所在皆是。在捷克，有杜布切克与胡萨克。在中国，有you know whom。

这样的结果是，所有人都放弃自己的尊严（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生活在意识形态的表象世界里，生活在精确、完整、灵活多变的谎言世界里。大家都是制度的一部分，按照制度的要求生活，同时也维系这个制度。每个人，无论权贵还是平民，都既是“权力系统的受害者”，又是“权力系统手里的工具”。大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有程度的差异。

然而，当权者作为受害者，只是在人的终极关怀层面上才有意义，只是在人面对意识形态、祭司面对主宰神时才存在。在普通民众面前，在无权者面前，他依旧是迫害的施加者，角色明晰，毫无疑问。这正如同杀人犯与被害人，在实行杀人这桩罪恶时，杀人犯自身的灵魂也受到了伤害，甚至是无法修复的伤害。然而在世俗生活层面，杀人犯就是罪恶的执行者，他用暴力手段终结了一个他本来无权处置的生命。

同样地，权贵受到的伤害，无法抹杀他对社会犯下的罪恶与应承担的责任。他无视良知，编造谎言，颠倒黑白，歪曲现实，专横跋扈，奴役人民，压制文化，剥夺自由，镇压异端……所有这诸多罪恶，以及相应造成的诸多苦难，都清晰地投映出一个权力金字塔型态：你在其中处于什么位置，看似模糊，其实抽象出你的权力属性，一切都清清楚楚。

四

哈维尔为我们揭示了一个诡异的权力运行模式，但他并没有解释它，也没有追溯它的源起。最多只是用“正确的理解”的“历史遗产”一笔带过。而这个诡谲非常的历史过程是如何实现的？最关键的问题是，所有人都臣服在意识形态的脚下，深陷于自己编造的谎言世界无法自拔，那么，人为什么会成为自己观念的奴隶？

人类与极权主义制度的抗争史，积累着无法想象的血泪。即便如此，我们依然难以说清我们社会异化的原因。相对清楚的只有对现实、对结果的观察。这个学术方面的困难，对于已经经历过整个极权体系过程的国家来说，在现实中可以轻轻揭过了，留下的是具体的伤痕与回忆。而对于仍处于这个可悲状态中的国家而言，这种不幸还将持续到什么年代呢？

不幸中的万幸，当我们无助地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时，已经有人用自己民族的历史，帮助我们学会在意识形态的恐怖之下，如何以更有尊严的方式活下去。

（待续 笔记之二：政治层面之外的独立意志与社会精神）

    对于一个热衷于用经典模型讲述经济思想的教授来说，没有比经济危机更面目可憎的经济现象了。你不得不特别指出统计曲线上那个不和谐的小段，并说明这是当时某些特殊情况造成的例外情形。不仅如此，真正令人头疼的是，在这里固有理论永远是失灵的。你不能指望任何一个描述经济“正常”运行状况的模型能覆盖这些可恶的“例外”——无论这模型有多精巧或是有多高的认可度。

    因此，在经济学理论中，危机是不受欢迎的话题。它总是那么诡异，突兀，不合常理。经济学家很聪明，他们将“常规”作为一般情况，将危机归为特例。对于特例的研究，是琐碎的，具体的，在技术上缺乏格调的。只有经济史学家和少数富有探索精神的经济学家才会对危机表现出特别的兴趣。而这方面的工作必然是艰苦的，充满挑战且前途未知的。

    对经济史学家而言，最富价值的工作是将历次经济危机中波澜壮阔的一幕幕，用动人的笔触刻画描绘出来。毫不夸张地说，经济史著作基本上是文学作品（这一境况直到福格尔等新经济史学家将计量工具引入历史分析之后才有所改观）。即便如此，经济史并不因为引入了高级的数学工具与统计工具而变得更“靠近”经济学了——虽然它变得更“像”经济学。除去生动精彩的故事情节或是纷繁复杂的数理推导，新旧经济史学的灵魂是共同的历史学精神。从历史学角度记录的经济危机，永远无法代替从经济学角度分析的经济危机。它是对经济学危机理论的有益补充。

    在历史学家看来，每一个历史事件都是不一样的，正如这世上的树叶，没有哪两片完全相同。经济史学家倾向于纪录具体的经济危机，善于挖掘不同危机之间的区别。而经济学家乐于宣称自己所做的工作是“精密的科学”。科学家的职责是在世俗世界中探寻隐蔽的真理。经济学家的价值在于从不同表现的危机中找出普遍的经济规律，如同在不同的树叶上观察到相似的脉络。历史学家是分拆者(splitter)，经济学家是归并者(lumper)。（金德尔伯格，《疯狂、惊恐和崩溃--金融危机史》，1978）历史事实的堆砌是感性素材的罗列。堆砌手法的高低是一个艺术问题，不是学术问题。在更深刻的层面上解读危机，需要系统的科学方法。这是历史学难以做到的，自然是经济学不容推卸的责任。

    事实上，经济学家的表现是耐人寻味的。在经济危机方面，经济学家远不如经济史学家积极。多数危机著作都是经济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多数经济学家对于危机，或者讳莫如深，或者用一般性的阐述敷衍过去（其实质是盗用经济史学家的方法）。如果在经济学讲堂上，你信守经济学大师教导的“科学”精神，在危机命题上试图以严肃的经济学姿态和教授探讨探讨，那么小心了，你可能成为一个不受欢迎的学生。

    然而，对于最敏锐、最具创造力经济学家来说，经济危机是新理论、新思想的源泉。自边际革命产生现代经济学以来，经济学最剧烈的几次嬗变，都是源于危机。经济陷入不曾预料的困境的年代，正是经济学家检视经济学思想的最佳时机。曾经被奉为圭皋的经典论断受到质疑，广为接受的理论被推翻，秉承多年的学术理念失去信众。经济的灾难似乎同时也是经济学的灾难。

    最顶尖级的大脑不会这么想。正如卡尔·波普尔所言，发现和消除错误的唯一正确方法，即是“通过批判其他人的理论或猜测以及——如果我们能学会这样做的话——通过批判我们自己的理论或猜测。”（《猜想与反驳》，1961）旧的信条露出破绽，新的思想应时而生。然而，这个过程是极其痛苦的。没有先例，没有引导，只能通过个人有限的视角，探索着未被前人发现的真理。经济危机是炽烈的火焰，灼出涅磐的凤凰。越是影响范围大、破坏力强的经济危机，越是如此。1929-1933年危机是市场经济体系遭遇过的最严重的危机，它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衰退程度空前绝后。这次危机造就了一代宗师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同时它是经济学家取之不竭的智慧源泉，源源不断地滋润着一代代经济学人。“解释大萧条是宏观经济学的‘圣杯’。……（大萧条）持续影响着宏观经济学家们的信条、政策建议和研究进程。”（伯南克，《大萧条》，1991）进步就在这样的过程中发生，经济学在这样的节点上跳跃着前进。

    如今，美国陷于严重的金融危机，全球经济在寒潮中瑟瑟发抖。当前的危机研究，却依然缺乏有创见的成果。人们很容易地发现一些逻辑碎片，进而将其拉成一条逻辑链，声称自己发现了危机的发生原理。信用扩张、债务链条、道德风险、金融创新、货币体系、虚拟经济、高杠杆率……大量研究者揪出其中的一部分，做出一个因果解释；或是怕不够全面，于是来个大杂烩式的乱炖。现代经济社会，经济关系纷繁错杂，不难发现金融危机与上述诸因素间的关联，然而如此丰富的经济世界，谁能说自己找到的这一两丝关联即是世界的全部？克鲁格曼有句名言，放在这里再合适不过：“不管你做什么,千万不要回答说答案是显而易见的,即衰退发生的原因是X,而X是你的偏见。”（《萧条经济学的回归》，1999）

    十年前，亚洲金融危机爆发，这位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对相关的危机讨论提出过精辟的忠告。他认为，有四方面的理论误导是值得注意的：

        1，“马后炮式”的误导。发生危机是之前错误的报应，它们命该如此。

        2，“亚洲的危机”的误导。亚洲危机是独特的亚洲体制失败的结果，不会在其他经济体制下发生。

        3，将整个事件赋予道德含义。“裙带资本主义”是危机的罪魁祸首。

        4，将其过于神圣化。认为这种大事必须用郑重其事的严肃词语来描述。

    极具讽刺意味，这些意见放到现在，依然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十年过去了，社会经济现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危机研究却在其基本思路、认识深度、探究方法诸方面毫无进步，这是令经济学人即无奈又悲哀的事情。自经济学发展成为一套完整的现代科学体系之日起，经济危机就一直即是经济学家之掣肘，又是经济理论之甘霖。如今正是动荡年代，能否从宏大的经济事实中汲取养分，在前人基础上将经济学研究发展推进，则靠我辈经济学人之艰苦思考不懈探索了。

    寒假期间重温几部经济危机文献，感觉颇有收获——无论是在观察研究方法上还是在认识判断上。前些天在书店看到两本书，买回了翻了翻，感觉还不错。

    陆一，《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中信出版社。这本书叙述30年来中国证券市场的体制演变。这本书观察对象不是市场本身，而是中央及地方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国有企业在市场上的行为，最主要的还是政府的行为。里面罗列了大量的史料，主要是对中国股市发展的各重要时期的描述及政府的相关操作。作者的思路和方法与我们试图尝试的方法很不一样，不过作为国内业界人士对中国新30年的观察与叙述，本书还是颇有参考价值。虽然分析性的内容不多，但作者有几个很明确的相关判断，比如1989年是政治考量推动了股市建立，以及自此确立的股市建设思路即为市场为国企服务，还有1998年证券市场最终被纳入中央政府直接掌管的既有行政体制，以及地方政府在股市发展过程中的功过得失，等等。对制度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有研究的同仁应该会对本书感兴趣。

    米尔顿·弗里德曼，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大衰退：1929~1933》，中信出版社。这是《美国货币史》中的一章。由于其独立性和重要性，在出版了《美国货币史》之后作者又把它单独出版了。自然是经典的货币主义方法。其历史叙述体例也让十分有趣。《美国货币史》目前还没有中文版，这本书货币学派的拥趸自然不能错过啦~

    如今翻看这批文献，尤其是经典著作，颇感眼花缭乱。所持观点自然各异，所用方法亦大不同。由此深感泛泛阔论之易，微有建树之难。中国经济学经20年积累，到了痛苦的分娩期。算来我学习经济学也有5年了，如今依然停留在熟习常规方法、偶为直观分析的阶段。想到何时才能摸索出一套相对成型、比较成熟的分析方法，又总觉茫然。新年新希望，作为中国人我自不能免俗，期盼能在专业方面有所突破。虽天命自不可知，冀人力能有所为。